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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2月11日

任泽平:全球房价大趋势(3)

一是人口总量变化影响房价。人口总量变动包括自然增长、跨国(境)人口流动,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变化与住房需求呈正比。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当前全球生育率为2.45,其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7、1.83、2.81、4.8,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生育率已经不足以弥补人口世代更替。但高收入经济体吸引了大量人口跨国流入。我们在《中国人口大迁移》报告中谈到,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净迁入人口超过4800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净迁入合计接近1600万,德法英西意等西欧五国净迁入合计超过1100万,加拿大净迁入约900万,澳大利亚净迁入近700万。因此,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中国香港、美国1970-2017年人口年均增长分别高达1.5%、1.2%、1.1%、1.1%、1.0%;而德国、意大利、日本移民政策较为保守或移民较少,人口年均增长分别为0.1%、0.3%、0.4%;德国人口在2004-2011年一度累计减少约230万、后因移民重回增长,日本人口于2009开始负增长,意大利人口从2016年开始负增长。

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房价。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家庭户规模等人口结构变化,将引致住房需求变化。在家庭户规模方面,由于结婚年龄推迟、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低生育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等,导致全球家庭户规模呈小型化趋势,这增加了一定的住房需求。1960-2015年,美国家庭户规模从3.33降至2.54人,日本从4.14人降至2.39人;此外,1980-2015年,韩国从4.78人降至2.73人。在主力置业人群方面,美国20-49岁人口规模尚在持续增长,日本、韩国、英国分别已在1996、2004、2011年见顶,主力购房人群的规模变化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人民出版社)已经阐述。

三是人口通过经济增长影响房价。人口红利是许多追赶经济体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往往转为中速或低速增长。

3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货币超发,从而引起资产价格变化。一般而言,广义货币供应增速高则通胀高。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年均GDP平减指数的平均数为4.7%、中位数为4.4%,不仅在绝对水平上与23个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的平均数6.5%较为接近,而且波动较为一致。比如,1970-2017年南非广义货币增长474倍,在货币大幅超发下南非名义GDP增长387倍,实际GDP仅增长2.3倍,GDP平减指数增长116.6倍,房价上涨85.2倍;美国广义货币增长25.6倍,名义GDP增长18倍,实际GDP上涨2.7倍,GDP平减指数增长4.1倍,房价上涨13倍。但是,货币超发易滋生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比如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

由于新兴经济体广义货币增长较快,因而以本币计算的房价涨幅较发达经济体更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1-2017年印度、墨西哥等10个代表性新兴经济体广义货币年均增速平均为14.3%,明显高于英美德日等10个代表性发达经济体的5.8%(见恒大研究院报告《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国际经验》)。根据BIS统计,2010-2017年新兴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5.6%,超过发达经济体3.6%的房价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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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住房制度是一国房地产市场导向,一个好的住房制度能使房价长期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个坏的住房制度可能引发房价暴涨暴跌、削弱甚至掏空实体经济。德国房价之所以长期稳定,关键在于其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三大支柱分别为: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住房金融体系,鼓励居民长期持有住房、打击投机的税收制度,保护租户权益、鼓励长期租房的租赁制度。新加坡目前形成以组屋为主、私宅为辅的二元化供应体系,供给结构呈现“廉租房-廉价房-改善型组屋-私宅”的阶梯化分布,住房自有率超过90%,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中国香港住房制度则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一方面居民居住空间狭小、房价暴涨暴跌,另一方面大量土地未得到充分利用、土地开发率仅24%(敬请关注恒大研究院研究策划半年,近期将重磅推出的德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日本、中国等经济体住房制度系列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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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元房价涨幅与本币房价涨幅差异明显

以美元计,1970-2017年21个经济体房价涨幅发生明显变化,且美元房价涨幅与美元名义GDP增长存在一定相关性。如果一经济体货币超发较美国严重,则货币将对美元贬值,因此本币房价大幅上涨并不意味着美元房价大幅上涨,在全球来看并不一定具备投资价值。依据美元房价涨幅,可大体分为四类:一是累计涨幅超过40倍或年均增长超过8%,仅新西兰1个。二是累计涨幅25-30倍或年均增长7%-7.5%,有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中国香港、挪威、爱尔兰、荷兰等7个经济体。三是累计涨幅10-20倍或年均增长5%-6.6%,有加拿大、比利时、法国、日本等10个经济体。四是累计涨幅低于7倍或年均增长4.5%以下,有韩国、德国、南非等3个经济体。与本币房价涨幅相比,变化最大的是南非,1970-2017年本币房价涨幅高达85.2倍,但美元房价涨幅仅为3.6倍。此外,瑞士本币房价涨幅仅3.7倍,但美元房价达20.1倍;意大利本币房价上涨34.4倍,但美元房价涨幅缩至11.9倍;德国本币房价上涨2.6倍,美元房价上涨6.5倍。

从相关系数看,23个经济体美元房价增长与美元名义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仅为0.21,相关性较弱。但如果剔除美元名义GDP增长69.5倍、美元房价上涨仅5.2倍的韩国,剩下22个经济体的相关系数则达0.48;剔除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剩下20个经济体的相关系数为0.54。这表明,从全球地产资产配置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美元房价增长与美元名义GDP增长的正相关性大体上是成立的。不同经济体的美元房价长期走势差异也可以类似本币房价上期走势进行相应因素分解,区别在于通过汇率机制剔除了一个经济体相对美国的货币超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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